记者因刊登批评报道突遭网上追逃，刑事拘留之祸随时可能从天而降，显示主事者滥用警权、无视新闻自由到了何种程度
缘于报道一家上市公司涉嫌违法的内幕，《经济观察报》记者仇子明遭到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的网上“通缉”（准确说是“网上追逃”）。因舆论汹涌，因浙江省领导直接干预，遂昌县公安局已撤销“网上追逃”令，并来京致歉。但此举已经造成的损害不容忽视，其教训值得关注。
此一事件的核心，在于警权与新闻监督权的关系：记者因刊登批评报道突遭网上追逃，刑事拘留之祸随时可能从天而降，性质相当恶劣，显示主事者滥用警权、无视新闻自由到了何种程度。
批捕或拘留关系到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。尤其批捕权是刑事司法中一项特别重大的司法权，只能由检察院或法院决定。纵使遂昌公安局对仇子明所谓涉嫌“损害商业信誉”侦查有据，也须由检方签发批捕决定书，遂昌县公安局再签发通缉令。而此案侦查远未结，批捕不可能，遂昌公安局遂以网上追逃方式代行刑事拘留，以达恐吓之效。
即使刑事拘留，遂昌县公安局之举也于法无据。《刑诉法》第六十一条明文规定，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，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先行拘留：（一）正在预备犯罪、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及时被发觉的；（二）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；（三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；（四）犯罪后企图自杀、逃跑或者在逃的；（五）有毁灭、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；（六）不讲真实姓名、住址，身份不明的；（七）有流窜作案、多次作案、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。仇子明的行为显然与以上七条任何一条无关，遂昌县公安局之滥权相当明显，
今年5月20日，警方立案后，未与报社及记者本人有任何联系，即于7月下旬对仇子明“网上追逃”。这在法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。人们有理由怀疑，在凯恩股份宣称“政府会帮我们操作很多事情”背后，是否存在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款曲。这不仅仅是对记者个人的“通缉”，也是对探寻真相的新闻界的“通缉”，更是对大众知情权的“通缉”。
记者履行职务行为不可能处于必须被刑事拘留的紧急状态。因此，即使记者因职务行为而导致刑事侦查，也不可擅用刑事拘留手段，此次遂昌公安部门的错误行为应当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。进而言之，整个社会都应对警权侵犯新闻监督权保持高度警惕。
除程序外，此次事件中的法律实体问题也值得关注。遂昌县公安局企图刑拘记者，设立的罪名是“损害公司商业信誉”。按照《刑法》第221条的规定，“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以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、商品信誉，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”，是构成“损害商业信誉罪”的事实要件。但是，这一要件构成的具体适用极易造成对辩方的不公平，因为排除“恶意”极难掌握严格标准。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，“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”本来主要针对商业竞争中的企业法人，且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调整。遂昌警方将其用于新闻记者，有明显的“滥加罪名”之嫌。在中国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、新闻监督步履维艰之时，如此轻率而为本身就显示出对媒体的恶意。
新闻界的社会功能，是客观、中立地揭示事实真相，发表独立、正义、促进公序良俗的言论。这种权利与责任本身就需要法律的保护。当然，由于制度原因以及新闻从业者自身素养等多重复杂因素，时下中国新闻报道质量还需要改进。新闻自由并非不受法律约束，但在法治社会，这种干预必须信守公共利益原则、较少限制原则、“明显而即刻的危险”原则，以及法律明确规定、精确限制原则。显然，此次遂昌警方的行径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。
过往多宗以公权力侵犯新闻记者报道权利、人身权利的案件，或被新闻机构与政府、司法机关及公司“私了”，或不了了之，施暴者很少受到应有的惩处。此次，遂昌警方“被纠正”。据说，事发当日，浙江省有关领导致电丽水和遂昌警方，表示强烈不满，称警方行为“有失严谨、乱弹琴”。我们希望，此次，官方不止于斥责，必须在查明情况后，“严格依照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”。一个常识需要铭记：只有尊重表达自由，一个国家才可能开启民智，建成真正的法治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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